七七笔趣阁

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
第2017章 余穗（第2页）

惠庆一抬手，那意思，听我说完，“其次，理论框架的挑战。研究蚁族，你可以借鉴教育社会学、劳动力市场分割、社会流动、城市社会学中关于落脚城市、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理论。”

“但这个群体，情况更复杂。他们的身份认同可能是模糊的、流动的、策略性的。你需要整合的理论资源可能更广，包括底层研究、青年研究、职业社会学、空间社会学，甚至文化研究中的亚文化理论。如何搭建一个既能把握宏观结构限制，又能呈现个体生命经验的分析框架，很考验功力。”

“而且，写出来的东西，可能不太好听。真实的东西，往往不太好听，你明白？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惠庆看着他那副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”的表情，忽然笑了。那笑容里有感慨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。

“再有，伦理和表述的难题。研究这样的群体，很容易陷入两种陷阱：一种是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或悲情叙事，另一种是猎奇或简单化的问题化呈现。”

“费先生曾经说过，书读多了，就容易变的小资，变得不接地气，把高高在上当成高屋建瓴。再做研究，就容易对他人的荒蛮想象，一边自我感动留下泪水满足了自己的同情心，另一边又成功的将他们和自己进行物种隔离。”

“如何保持研究的同情性理解，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学术距离和批判性？如何让他们自己的声音被听见，而不是仅仅成为你理论框架的注脚？如何在学术写作中，既保持分析的锐度，又保有基本的人文关怀？这需要非常谨慎的拿捏。这些，你怎么考虑的？”

惠庆的目光像在掂量一块刚出窑的砖，看它实不实，有没有暗裂。

“还有，你之前写的那篇蚁族的报告，固然数据扎实，分析也到位，结论写得克制。但有一个问题，你自己可能没意识到。”

李乐抬起头。

“那篇文章里，你引了鲍曼的废弃的生命，引了福柯的规训，洋洋洒洒，旁征博引，理论功底是有的。但文章读到后面，更多是理论的堆叠，是框架的套用，是引用大师的话来替你的研究对象发声。”

惠庆摆弄着手里的老花镜，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的文章里，那些蚁族的声音那么少？他们的原话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挣扎，被压缩成了数据表格里的百分比，被解释成了理论框架下的例证。”

李乐张了张嘴，想辩解什么，又闭上了。

惠庆笑了笑，“我不是批评你。毕竟批评不及时，就成了找后账。当时我想说来着，费先生拦住了，说你那个年纪，能做到那个程度，已经超出很多同龄人，要多鼓励，”

“但你现在要做的博士论文，不一样。硕士论文可以靠文献综述、二手数据、精巧的理论拼图，再加一点自己的调研，就能模糊过去。博士论文不行。你要贡献的不是搬运，是创造。不是缝合，是生长。”

“所以，现在，已经经历了几年的学习和历练，更成熟的你，说说你的路线图。山在那儿，你打算怎么爬？用什么工具？带什么干粮？预计在哪个崖壁会最陡，哪个风口风最大？这些，想过了没有？”

李乐坐直了些。

这个问题，他这几天在图书馆，对着那些文献和冰冷的数据时，反复盘问过自己。最初的冲动之后，需要的是冷静的路径。

“我原来的想法，”李乐斟酌着措辞，“是从边缘群体这个角度切入，用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的框架来分析。他们似乎被主流叙事有意无意地忽视了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看不见的阶层。”

“但我调了一些数据，特别是燕京、沪海、羊城几个地方统计局、劳保部门这些年关于就业、职业教育、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对比的报告，还有几所类似189的职高内部流传的、不怎么对外公开的就业去向追踪表……”

李乐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着，像在梳理脑中的线索。

“看完之后，我觉得，边缘这个词，可能不准确，甚至有点……有点轻飘飘的，带着一种俯视的怜悯，或者学术上的距离感。”

惠庆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，“哦？那应该是什么？”

“他们不是边缘，”李乐抬起头，目光与惠庆相接，“他们是底层，或者说，是城市劳动力市场里，最基层、也最尴尬的那一层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您看现在的就业市场，”李乐语速快了些，带着梳理后的确信，“高端岗位，要的是名校、海归、高学历、亮眼的履历，拼的是智力资本、文化资本。低端岗位，建筑工地、流水线、餐馆后厨……要的是能吃苦、肯加班、不挑活儿、价格实惠的劳动力，拼的是体力、耐力和对低回报的承受力。”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

“而这群人，城市户口，土生土长，甚至可能家里在这儿还有套老破小的房子。但他们正好卡在中间。学历拼不过大学生、研究生，甚至连好点的大专生都比不过。文化资本、社会资本，都薄弱。”

“可要他们去干那些最苦最累的低端活儿，他们又未必拼得过农民工。那些活儿，农民工也能干，可能干得更好，要求更低，更能忍。而且农民工背后，往往还有一个可以退回的乡土社会作为缓冲和心理依托，他们呢？他们的乡在哪里？退了，能退到哪儿去？”

惠庆微微颔首，他接过话头，“这就有了城市生存空间的冲突，一种结构性的挤压。就业与生计的挤压，公共资源的竞争，居住空间的区隔，甚至文化心理上的互相排斥。”

“对，”李乐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，攥成拳，“就业市场的挤压，好工作够不着，差工作竞争不过外来者。”

“公共资源的隐性挤压，他们的家庭，往往也处在城市公共服务覆盖的边缘或薄弱环节。”

“居住空间的挤压，城市化进程、旧城改造、房价飙升，他们熟悉的、赖以生存的市井空间、廉价的生活环境在不断消失。”

“社会认同的挤压，他们不被主流的成功叙事所接纳，也难以融入所谓的高层圈子，甚至和父辈那种单位人的稳定认同也断裂了。”

“城市在飞速发展，治理逻辑越来越精细化、技术化，甚至……某种程度上，越来越偏向精英化、效率优先。”

“招商引资、高新产业、人才引进、城市形象……这些是显性的政策语言。而像他们这样一群人的生存、发展、上升通道，在宏大的叙事里，声音是微弱的，甚至是失语的。他们成了发展快车上，被惯性甩在车厢连接处，有些颠簸、有些迷茫的乘客。车在往前开，他们也在车上，但脚下的地板，未必那么稳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