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七笔趣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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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75章 死结（第4页）

“这两个看起来矛盾，但实际上是一体两面。”他说，“学生对抗的是学校强加的规则，上课不许说话、不许迟到早退、必须穿校服、必须完成作业。但他们同时也在维护另一种秩序，他们自己的秩序。”

“比如，班级里可能有某种不成文的规矩：不能告密，不能讨好老师，不能太装。这些规矩不是学校规定的，是学生自己形成的。违反这些规矩的人，会受到群体的排斥甚至欺凌。”

“所以，反学校文化，不是简单的破坏一切，而是一种选择性破坏，破坏他们认为是压迫性的规则，维护他们认为是正义的秩序。”

张曼曼若有所思，抬起头问道，“那阶层再生产和社会流动这一块呢？”

李乐又敲了几下键盘，屏幕上出现一段段摘录和批注。

“这一块，我的意思是关注两个概念。一个是断头路，一个是次级劳动力市场。”

“在咱们社会的语境里，职业教育常被视为阶层流动的断头路。”

“你上了职业学校，就意味着你基本上告别了高等教育，告别了白领工作，告别了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。你未来的出路，大概率是工厂的流水线、服务业的一线岗位、或者自己开店做小生意。”

“这些岗位，这些次级劳动力市场，工资低、稳定性差、晋升空间有限、社会保障不足。与之相对的，初级劳动力市场则是那些工资高、稳定性好、晋升空间大、社会保障完善的岗位。”

张曼曼看着李乐，“可你知道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壁垒有多高吗？”

“很高。”李乐说，“非常高，这个壁垒不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。你考上高中，你就站在了初级劳动力市场的门槛上，你没考上高中，你就被推向了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入口。”

张曼曼说道，“照你这个思路看，职业教育可能根本不是教育，而是分流机制，或者，是一种筛选，深层功能，是确认并巩固社会分层。也就是在制度层面，认定他们不需要接受普通高等教育，筛选出来，送进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预备队。”

“而这些，这就是你这个田野调查的核心？”

李乐耸耸肩，“我那个选题的核心，是这样一种环境里，那些被确认的学生，他们怎么看待自己，怎么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，怎么应对来自外界的偏见，以及他们是否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抵抗。”

“抵抗可能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层面。”张曼曼回了句，“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分层功能，如果学生完全接受这种安排，那他们就会变成一种自愿的服从者，把职业教育理解为社会地位的自然延续。但如果有学生不接受呢？他们会怎么样？”

李乐想了想，“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反向的价值体系，既然主流社会认为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人，那我们就在这个圈子里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标准。”

“这是一种对主流价值体系的颠倒和嘲弄，它看起来像是抵抗，学生通过拒绝主流标准来维护自尊。但从长远来看，这种抵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社会位置，反而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锁定在了这个位置上。

“但是......”张曼曼慢慢开口，“这真的是一种自由选择吗？”

“我觉得，自由选择的前提是选项存在，”李乐说，“如果一个人面前只有一条路，那他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怎么判断这是出于自由意志，还是别无选择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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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一个学生来自单亲家庭、经济拮据、初中成绩垫底，他的‘选择’——比如放弃学业、混社会——到底是他‘选择’了这条路，还是这条路本身是他仅有的‘出口’？”

张曼曼从口袋里摸出烟盒，抽出一支点上，深吸了一口，烟雾上升，散开，像某种缓慢进行中的思想过程。

“那家庭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？”

“关键角色。”李乐说，“家长的期望、家庭的资源、家庭的文化资本，都在影响着学生的选择和发展。”

他又敲了几下键盘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页面。

“你看这个，”他指着一段文字，“这是之前社科院做的一个关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一个应用，家长的受教育程度、职业地位、收入水平，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。”

“高学历、高收入的家长，更倾向于让子女走学术教育的道路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条路的价值，也有资源支持子女走这条路。低学历、低收入的家长，虽然也希望子女能出人头地，但当子女在学业上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往往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，只能接受分流的结果。”

“而且，”李乐挥挥手，“在这个过程中，家长还会把自己的焦虑和失望传递给子女。”

“我辛辛苦苦供你读书，你就考了这么点分？你看看人家谁谁谁，考上了重点高中，你呢？这些话，听起来是督促，实际上是一种工具性污名，把子女的学业失败等同于个人的失败，进而用这种失败来规训子女的行为。”

“那符号性污名呢？”张曼曼问。

“比如，职校生都是坏孩子、技校生没前途、中专职校生就是来混日子的......这些印象，通过媒体、通过邻里议论、通过亲戚朋友的闲聊，渗透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。”

“家长在这种话语环境中生活，不知不觉也会受到影响。他们可能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会觉得，自己的孩子上了职校，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这种羞耻感，会转化为对子女的更严格的管控、更频繁的唠叨、更强烈的失望。”

李乐停了一下，端起杯子，喝了口水。

“所以，家庭情境下的污名传递，是一个双重过程，一方面是工具性的。家长用学业失败来规训子女的行为，另一方面是符号性的。家长在社会评价的压力下，不自觉地将污名内化，然后再投射到子女身上。”

听到这儿，张曼曼靠在椅背上，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吊灯上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
“那学生的心理状态呢？”他问，“长期的学业挫败感，会导致什么样的心理变化？”

李乐手一摊，“我觉得，应该从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来看，塞利格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理论框架，后来被应用到教育心理学领域。”

“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一个学生反复经历失败，并且认为这些失败是无法控制的、不可避免的，他就会产生一种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用的心理状态。这种心理状态，会导致他放弃努力，放弃尝试，甚至放弃对自己的信心。”

“而在职业技术教育学生中，这种习得性无助是非常普遍的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在小学、初中的时候，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考试失败的打击。他们试过努力，试过补习，试过熬夜背书，但成绩始终没有起色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我就是不行的自我认知。”

“这种自我认知，会转化为自我放弃，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现状，所以选择了放弃。”

张曼曼点了点头，“那这种自我放弃，和失范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？”